在戰火淬煉中學會打勝仗

　　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是黨中央為適應抗日斗爭形勢、培養抗戰干部而創辦的軍事院校。從1936年創建到1945年完成歷史使命，“抗大”在9年多的戰火淬煉中，探索出獨具特色的打仗育人經，為人民軍隊和地方黨政機關輸送了大量人才，為抗戰勝利提供了堅實的人才支撐。作為這所大學重要的教學資料，“抗大”的軍事教材體系完備、不斷創新，並在戰火硝煙中持續接受實踐檢驗，成為培養優秀軍事指揮人才的重要保証。

　　多措並舉建立教材體系。“抗大”創建之初，辦學條件十分簡陋，缺教員、缺校舍、缺經費，更缺少適應抗戰形勢的軍事教材。黨中央和中革軍委一直高度關注“抗大”軍事教材的選擇、編寫與使用，毛澤東同志曾致電在蘇聯的王稼祥：“大學缺戰略教本，請搜集戰略書，並找人翻印，先后寄回。”曾經主抓“抗大”軍事教學的郭化若曾說，“部隊的軍事教育關鍵是教材問題，即引導指戰員學什麼、練什麼”。因此，新編軍事教材成為“抗大”開展軍事教育的重點籌備任務。

　　關於教材種類，劉伯承在《合同戰術》譯版序言中劃分為3種，一是“毛澤東同志所著《論持久戰》與《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我軍戰史，尤其是最近實戰戰例”﹔二是“日本作戰要務令，尤其它最近對我作戰的教令”﹔三是“《合同戰術》和《野戰條令》”等外軍主要教材。這樣的分類方法被“抗大”採納，其中，以第一種為基本教材，第二、三種教材為延伸學習內容，共同構成“抗大”軍事教材體系。

　　“抗大”籌備期間，軍事教材編印工作主要由郭化若和王智濤負責。他們僅用一個星期就編寫並油印出部分基本教材，保障學校如期開學。開學后，王智濤等具有留學經歷的軍事教員，在學校統一部署下加快對外軍教材的翻譯與編印，重點聚焦蘇聯紅軍教材、條令條例等。此外，他們結合“抗大”實際編寫了“內務條令”“紀律條令”“勤務條令”等，幫助學員盡快筑牢戰術基礎、養成良好作風紀律習慣。

　　精益求精抓住教學核心。“抗大”的《組織條令》明確其教育原則為：“少而精，理論與實際並重，理論與實際聯系，體力、智力相統一，軍事、政治之適當配合，進行革命批判的教授制度。”“抗大”之所以堅持“少而精”的軍事教育理念，與自身主客觀條件密切相關。

　　一方面，抗戰形勢日趨緊張，急需大量補充抗戰干部，這使得“抗大”採取短學制模式，學員在校時間通常僅半年左右，不具備系統接受大量軍事教育的時間條件。另一方面，學員文化基礎參差不齊，部分學員缺乏系統的文化學習經歷，讀寫能力相對薄弱。在這種情況下，軍事教育必須更注重實用性，去繁就簡、取其精華，讓學員學到最管用、最急需、最核心的內容。

　　在這一理念指導下，“抗大”及其分校主動刪減大量與敵后游擊作戰關聯不大的教學內容，對大部分學員減少了《戰爭論》《資本論》等軍事、哲學基礎理論課程。尤其是在敵后辦學期間，針對即將開展游擊作戰的核心任務，各分校的軍事課目設計更貼合實際。在步兵戰術與游擊戰術方面，重點教授埋伏、襲擊、破擊等基本戰術，以及刺殺、射擊、投彈、土工作業等戰斗技能。在外軍知識方面，重點研究日偽軍戰術，兼顧國民黨軍作戰特點。在條令教范方面，重點學習《蘇聯工農紅軍的步兵戰斗條令》，開展制式教練和常用武器知識培訓。

　　結合實際不斷創新發展。在堅持“少而精”的前提下，“抗大”根據戰場形勢變化，在有限時間內調整軍事教育比重，使培養的抗戰干部更貼合戰場需求，教學效果顯著提升。

　　大學建立之初，毛澤東同志曾指示“文化教育是整個教育計劃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學校據此制訂軍事、政治、文化各佔三分之一的教育計劃，旨在幫助高級干部盡快提高文化水平，深化對軍事理論的規律性認識。到“抗大”第2期和第3期，學校先在三者並重的基礎上，增加抗日游擊戰爭戰術教程，著重強化學員的戰術技術訓練與軍風軍紀教育﹔隨后進一步加大軍事教育比重，將戰術概則、軍事地形學、組織指揮、夜間戰技術等內容列為教學重點，幫助學員盡快適應即將開展的敵后游擊作戰。

　　1941年10月，總校著眼抗戰形勢的發展和組織反攻的需要，指示各分校在“前方訓練步兵干部，后方訓練特種干部”，在若干分校的軍事教育課程中加入炮兵、工兵、俄文、航空等方面的內容。這一系列調整始終圍繞軍事教育核心，是在“少而精”原則指導下，結合客觀條件作出的科學決策。

　　從一般意義上講，教材是學員的課本、學習的依據﹔而從院校與部隊的聯系來看，院校側重普遍問題研究，部隊側重具體問題解決，二者形成互補，教材則是實現這種互補的重要媒介。經過一段時間教學實踐，“抗大”軍事教員發現，多數外軍教材已不合時宜，紅軍時期總結戰例、經驗編寫的教材也無法完全覆蓋對日作戰要點，尤其是敵后游擊戰爭的核心內容。

　　為此，“抗大”在1938年9月組織參觀團，赴晉西北、晉察冀等八路軍部隊參觀見學。除深入一線了解戰斗實際情況外，參觀團中的軍事教員還注重搜集戰場資料，對具有代表性的戰例進行總結匯編。到返校時，他們已完成“雁北支隊開展游擊戰爭的經驗”“第120師收復晉西北7城的戰役總結”“開辟大青山游擊根據地的經驗”等戰例材料匯編，並將其充實到新編《戰術學》教材中，使軍事教育真正做到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抗大”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迅速發展壯大，其軍事教材從無到有、由少到多，精益求精且特色鮮明，創造了中國軍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更是世界軍事教育領域不可多得的成功范例。抗戰勝利后，以“抗大”總校和分校為基礎，又分別組建了東北、晉冀魯豫、華東和西北等軍政大學及其分校。這些院校沿用戰爭年代積累形成的軍事教材體系，並結合解放戰爭的實際情況不斷創新發展，不僅繼承和發揚了“抗大”的光榮傳統，更為新中國軍事教育事業奠定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