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罷工中黨的紀律建設的早期探索

1927年4月，黨的五大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早在中央監察委員會成立前的1925年，在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地方紀律檢查機構——中共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在廣州誕生。此后的兩年多時間裡，這個年輕的監督機構在省港大罷工的革命洪流中摸索出一套多重的監督體系，查處了工作人員攜黨費潛逃、高級干部蛻化變質等一系列重大違紀案件，為黨的紀律建設作出了早期探索。

省港大罷工中的多重監督體系

省港大罷工是中共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制度創新的最大試驗場。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香港和廣東20多萬工人在中共廣東區委領導下，舉行了歷時16個月的罷工，以聲援五卅運動、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殘酷屠殺。罷工開始后，香港罷工工人陸續回到廣州，罷工規模迅速擴大。罷工募集經費高達490萬元，事關25萬工人的基本生活與斗爭需要。在此期間，管好罷工工人的“養命錢”，防止權力滋生腐敗，建立一支公正廉潔、工人信賴的領導機構等現實問題，直接關乎罷工的成敗，也考驗著年輕的共產黨在復雜革命環境中的自我監督能力。

為了加強對罷工斗爭的領導，保証經費使用規范，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建立了一套權力機關監督、專門機構監督、群眾輿論監督相結合的多重監督體系。1925年7月《省港罷工委員會章程》最初規定“百人得選出一代表”。1926年3月，《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組織法》將其改為每50名工人選出1名代表，50人以上者遞增，不滿50人可以選1個代表。罷工工人無論有無工會組織，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最高議事機構，共有代表800余人。工人代表接受群眾的委托，將群眾的意見與要求帶到代表大會，會后則將會議的決定帶回去向群眾報告。凡罷工委員會主要負責人的任免、罷工斗爭有關的大政方針以及各項興革事宜，均得提交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由罷工委員會執行。代表大會舉行時，罷工委員會各部門都要派人參加，報告工作及解答詢問事項，接受代表的意見。罷工委員會還經常號召罷工工人以當家作主精神，對罷工委員會各個部門進行積極的監督，揭露和清除隱藏其中的污垢。代表大會開會期間，罷工工人都可以到會參加旁聽。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從1925年7月15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后，每隔一天舉行一次，隨后代表大會至少每周開會一次，討論和決定罷工中的重大問題。至1926年3月底，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共舉行了100期，一共通過了283項決議案，其中包括內部組織、罷工政策、支援統一廣東及各地工農革命運動、與國際職工運動關系等方面的內容。

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又通過選舉產生罷工委員會作為最高執行機關，下設秘書處、干事局、財政委員會、審計局、會審處、法制局、糾察隊等眾多機構。其中，財政委員會負責籌款募捐和經費保管，由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征親自負責。蘇兆征對每筆捐款都親自簽收，經常過問罷工經費開支情況，定期向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報告財政狀況。審計局負責對收支賬目進行逐筆審查。1926年3月29日，罷工委員會公布《審計局組織法》，規定審計局直隸於罷工委員會，共設委員11人，有權審計各機關所有日常費用，須每日將已審計的數目單據匯表呈報。審計如發現舞弊問題，應及時呈報罷工委員會查辦。會審處則負責懲處違反紀律、規章和破壞罷工的行為。1925年11月公布的《會審處辦案條例》列舉了27種必須懲處的行為，其中三分之一與貪污舞弊有關，包括侵吞公款、截留財物、盜賣公物証券、勒索錢財等。法制局負責擬定法規條令草案，由工人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后頒布施行。這套制度設計的特色在於它實現了全流程治理，每個環節都不是孤立的。具體而言，審計局發現賬目財務問題后，會審處會立即介入調查﹔會審處的處理結果要提交工人代表大會審議，所有賬目財務都向工人公開，接受群眾監督。這種制度設計能夠有效防止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因權力過大而滋生腐敗的風險。

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作為黨的紀律監督力量，在這套體系中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監委會成立后，在省港大罷工期間的主要工作就包括組織工人糾察隊，維持省港大罷工的正常秩序並監督經費的使用情況。為保証經濟封鎖的有效實施，罷工委員會成立了擁有2000余人的工人武裝糾察隊，駐防廣東沿海各口岸。糾察隊各支隊派駐各港口要沖，為防止個別隊員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私利，1926年3月，《工人之路特號》公開刊載對糾察隊的處罰規定，其中明確將盜賣貨物、截留公款等行為列為重罪。工人可以通過代表大會反映問題，審計局的審查結果也要及時向工人公布。這種公開透明的制度安排，使得任何企圖染指罷工經費的行為都將面臨巨大的違紀與法律風險。

對蒲成德攜黨費潛逃案“一案雙查”

1925年省港大罷工開始后，廣東區委組織部有一名干事叫蒲成德，攜帶3000元黨費潛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相當於省港罷工數千工人一天的生活費用。此事性質惡劣，不僅是嚴重的經濟犯罪，更是對黨組織信任的嚴重背叛，足以動搖黨員群眾對黨組織的信任與依賴。

此時正值省港大罷工的關鍵階段，罷工已持續近一年，每日需七八萬元維持25萬罷工工人的基本生活。該案的發生，暴露出黨組織在黨員數量急劇膨脹過程中的管理漏洞，省港罷工前廣東僅有黨員400余人，至1926年9月已發展到5000余人。黨員隊伍的迅速擴大，使黨費管理、干部監督等問題日益突出。蒲成德案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它不僅是一起個人違紀案件，更折射出省港大罷工期間黨組織建設面臨的普遍性挑戰。因此，廣東區委對本案的處理，並非僅僅著眼於追回贓款、懲處逃犯，而是將其作為檢驗和強化整個紀律監督體系的重要契機。

案件發生后，廣東區委高度重視。時任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沒有簡單將此案僅視為個人品行的問題，也並未止步於追查逃犯，而是立即將檢查重點集中在當時對組織部干事負有直接領導監督責任的時任廣東區委組織部部長穆青。陳延年與穆青曾同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有著深厚的同窗之誼。在這種情況下，陳延年不因同窗之情而回避，對穆青提出嚴肅批評，指出其作為組織部部長對干事管理失察、對黨費保管失職。穆青隨后作出深刻檢討，並受到了黨紀處分。同時，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還對逃犯蒲成德展開追查，追回了黨費並將其繩之以法。這一時期，廣東區委在紀律建設中堅持從嚴要求，對拒絕服從組織安排去莫斯科學習的陳公博、無故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的周佛海等高級干部，也給予開除黨籍處分。蒲成德案的處理在罷工工人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它向全體罷工工人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無論涉及何人，無論金額大小，黨組織對違紀違法行為都將一查到底、絕不姑息。這一案件的查處，與罷工委員會在罷工期間通過撤職、查辦和懲戒舞弊決議共46項、整頓紀律決議共80項的整體工作相互呼應，共同構成了省港大罷工期間紀律監督的完整實踐。

譚華澤案中人情與黨紀的考驗

譚華澤曾任香港海員工會會長，是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書記林偉民的老朋友與老上級。在香港海員中，譚華澤有著較高的聲望，在工人運動中亦曾有過貢獻。省港罷工期間，他擔任罷工委員會會審處主任，手握懲戒大權。然而，譚華澤在任期間逐漸蛻化變質，利用職權公然營私舞弊、接受賄賂、縱容走私。這種以權謀私的行為嚴重破壞了罷工紀律，損害了罷工委員會的公信力，也在工人中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面對昔日的老上級、老相識，林偉民沒有姑息遷就。他與蘇兆征等人一起，毅然將譚華澤提交罷工工人代表大會進行審查清算。罷工委員會派人審查，取得証據后公開處理。工人代表大會經過審議，認定譚華澤違紀事實清楚、性質嚴重，決定撤銷其會審處主任職務並予以關押。糾察隊軍法處因工作失職使在押犯越獄潛逃，工人代表大會除對值班人員“按律懲戒”外，還給予軍法處主任記大過處分。糾察隊隊長、招待部主任梁子光利用職權侵吞公款、敲詐勒索，也在審查后被公開審判定刑。該案歷經審計發現、會審處立案調查、工人代表大會審議決定的全過程，構成早期中國共產黨監督制度的完整運作。

省港大罷工的紀律建設實踐，為此后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1927年4月，黨的五大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的早期探索，成為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重要歷史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