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英雄壯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紅軍，以非凡的智慧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戰勝千難萬險，付出巨大犧牲，勝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冊的長征，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圖謀徹底失敗，宣告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肩負民族希望勝利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斗爭的新的偉大進軍。”理解長征，需要把握這次偉大轉折的歷史意義。

保存了革命種子

長征經受了生死考驗。長征是視死如歸的絕命突圍。1934年10月，中央紅軍8.6萬余人，跳出國民黨50萬軍隊的包圍圈。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2980余人，從河南羅山縣何家沖突圍，遭到國民黨軍隊30多個團的追擊和堵截。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8萬余人，在四川蒼溪縣嘉陵江邊打破國民黨20萬軍隊的“川陝會剿”。1935年11月，紅二、紅六軍團1.7萬余人，在湖南桑植地區突破國民黨40萬大軍的重圍。長征途中，湘江之戰，國民黨30萬大軍以逸待勞﹔四渡赤水，國民黨40萬大軍步步緊逼﹔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國民黨調集了數十萬追兵﹔烏蒙山回旋戰，國民黨動用了120個團的兵力。歷時2年的長征，紅軍橫渡近百條江河，翻越40多座高山，爬過人跡罕至的雪山，穿越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經過600余次戰役戰斗，挑戰人類的生理極限、心理極限和生命極限。

長征造就了民族脊梁。艱難困苦，玉汝於成。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不足8000人。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將台堡地區會師，紅四方面軍將近3.8萬人，紅二方面軍還剩1.1萬余人。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在延川縣永坪鎮與西北紅軍會師，有3400人。參加長征的約20萬紅軍將士，到長征結束僅剩5.7萬人。走完長征路的人，是戰場的幸存者，也是意志的堅定者。經過長征洗禮的人們，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五位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都是長征的領導者﹔13位政治局委員，10人參加過長征。新中國第一次授銜的1000余名將帥，許多人參加過長征。

長征是一場生死搏斗，在艱難困苦中挑戰極限，走向光明，是一個死裡求生的過程，保存了中國革命的種子、建設的種子和新中國的種子。

重塑了人民軍隊

長征淬煉了軍魂。長征是槍林彈雨中的浴火重生。紅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人民軍隊，各路紅軍的長征都在黨的領導之下，但是，懋功會師后，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北上方針，並領兵南下，后又另立“中央”，分裂紅軍，要“打到成都吃大米”，結果成都沒進去，西康待不住，軍事失敗，經濟破產，政治孤立，才在中央感召、林育英聯絡和朱德、劉伯承、徐向前、任弼時、賀龍的共同抵制下，同意北上。張國燾的錯誤，損失慘重，教訓深刻。從此，全軍上下黨的意識、黨的觀念更加牢固，黨指揮槍原則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進一步深入人心，成為人民軍隊的靈魂。

長征整合了隊伍。長征是被迫的，隊伍的整合是主動的。1935年6月懋功會師后，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混編為右路軍和左路軍，從紅四方面軍抽調3個建制團3800人補充紅一方面軍，從紅一方面軍選派一批干部到紅四方面軍各軍任參謀長。1935年11月，中央紅軍主力改編的陝甘支隊，在陝北甘泉與紅十五軍團會師，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由紅二十五軍和西北紅軍整編而成的紅十五軍團，編入紅一方面軍序列，全軍約1.4萬人。1936年7月，由賀龍、任弼時統一指揮的紅二、紅六軍團，在四川甘孜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與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全軍約1.3萬人。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約3.8萬人在甘肅會寧與中央紅軍會師。長征前處於工農武裝割據狀態的中央紅軍、紅二和紅六軍團、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陝北紅軍，從此整合為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直接指揮下的一個整體。

長征是一次軍隊重塑，在錯綜復雜中實現整合，鑄就軍魂，走向統一，是一個鐵血鍛造的過程，鍛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人民軍隊的骨干。

形成了領導核心

長征戰勝了錯誤。長征是路線斗爭中的大浪淘沙。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人在摸索中前行，先后出現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盛行時期，毛澤東遭遇嚴重的排擠和打壓，在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上被撤銷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失去了對軍隊的領導權。長征路上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一是遵義會議糾正了博古、李德等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事實上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二是懋功會師后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維護和鞏固了毛澤東與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長征選擇了統帥。長征使毛澤東重返領導崗位。湘江之戰中央紅軍傷亡過半，全軍將士對博古、李德極度不滿。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最先站出來支持毛澤東，找張聞天、聶榮臻等人交換意見。毛澤東也找周恩來、朱德談話。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接受毛澤東戰略轉兵的意見。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935年3月，毛澤東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1935年8月，沙窩會議后研究常委分工，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1936年12月，毛澤東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毛澤東成為紅軍的統帥。

長征是一次歷史磨礪，在激烈的路線斗爭中戰勝錯誤，走向正確，是一個理性選擇的過程。遵義會議結束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俄界會議宣告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的破產。毛澤東成為紅軍的統帥和黨中央的主心骨。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得以確立和鞏固。

找到了戰略大本營

長征在挫折中追尋。長征是圍追堵截中的戰略轉移。根據地是紅軍的戰略依托和生存空間。紅軍長征的目的，就是擺脫敵軍，創建新的根據地。蔣介石的套路是一箭雙雕，派中央軍在紅軍后邊追，令地方軍閥在紅軍前邊堵，以便紅軍和地方軍閥兩敗俱傷，他自己坐收漁利。地方軍閥們的盤算，則是不讓紅軍進入或久留他們的地盤。因此，紅軍在湘西、黔北、川西北、川滇黔等地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一一落空。懋功會師后，毛澤東先后提出創造川陝甘蘇區、陝甘蘇區的構想，又因張國燾的反對和拖延而泡湯。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決定打通同國際的聯系，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北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1935年9月18日，毛澤東到達哈達鋪，得到一份大公報，看到陝北有紅軍和根據地的消息，決心到陝北去。9月27日，榜羅鎮會議決定，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的落腳點放在陝北。

長征以勝利結束。創建根據地需要條件。紅軍放棄湘西計劃，是因為不能去，蔣介石重兵設伏，張網以待﹔放棄黔北、川滇黔計劃，是因為站不住，缺乏黨的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國民黨40萬大軍合圍緊逼﹔放棄北渡長江、落腳川西北計劃，是因為去不了，川軍死守江南，長江水急江寬。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戰略意圖是北上。陝北易守難攻，遠離國民黨統治中心，有良好的群眾基礎、黨的組織基礎和蘇維埃政權，還有陝北紅軍和紅二十五軍的存在，而且接近蘇聯，靠近華北抗日前線，符合紅軍北上抗日的目的，可作為對日作戰的前進基地和可靠后方。毛澤東講：“我說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人領導創建的這塊根據地，成為紅軍結束長征的落腳點，黨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全國勝利的新起點。

長征是一次偉大進軍，是失敗后的勝利，撤退后的前進，是一個從挫折走向勝利的過程。再苦沒有長征苦，再難沒有長征難，再險沒有長征險。長征也是一次精神陶冶，紅軍將士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集體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將在中華民族的血脈裡永久賡續，在人類的歷史中不朽，在時間的長河中永恆。

（作者分別為北京聯合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