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祠堂見証紅軍長征的決策和出發

1934年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黨政軍群首腦機關從瑞金沙洲壩搬遷到雲石山鄉。當時，第五次反“圍剿”形勢非常嚴峻，為安全起見，各中央機關分散在雲石山鄉的各個村庄。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駐扎在豐垅村馬道口梁氏祠堂，中革軍委駐扎在梅坑，中央政府則駐扎在雲山古寺中。

豐垅村馬道口梁氏祠堂，現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在這裡，中共中央討論、決定、頒發了一系列軍事和政治命令，見証了中央紅軍長征的艱難決策、秘密部署、偉大出發和浴血留守。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等從這裡出發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隨即，在這裡成立了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陳毅為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留守部隊掩護主力突圍轉移，由此拉開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序幕。因此，豐垅村被譽為“中央紅軍長征第一村”和“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策源地”。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發動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其中50萬兵力重點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由於“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以及李德脫離實際的軍事指揮，紅軍拋棄了歷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戰術，推行“御敵於國門之外”的軍事冒險主義，同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堡壘戰，以血肉之軀同敵人拼消耗，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導致中央蘇區日益縮小，黨和紅軍面臨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機。

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廣昌、筠門嶺、建寧、龍岡等地相繼失守，中央蘇區南北門戶洞開。紅軍將士雖浴血頑強抵抗，但節節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革命根據地僅存瑞金、會昌、雩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在根據地內打破敵人的“圍剿”已經幾乎沒有可能。

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作出“准備將我們的主力撤到另外一個戰場”的決定，並將方案上報共產國際。6月16日共產國際復電，“我們完全贊成你們目前根據對形勢的正確評價而實行的計劃”，同時指出“如果說主力部隊可能需要暫時撤離中央蘇區，為其做准備是適宜的，那麼這樣做也只是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擊”。9月17日，博古致電共產國際，報告紅軍將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界地區撤退，並表示期待“這裡不晚於9月底作出最后決定”。9月30日，共產國際正式復電“同意你們將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

至此，經中央多次研究討論，紅軍實行戰略轉移的決策最終正式確定。可見，紅軍長征的戰略決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多層次反復商討研究、逐步完善形成的，既是應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被迫無奈之舉，又是審時度勢、客觀判斷戰爭形勢、在政治上實施戰略主動的結果。

10月9日、10日，中革軍委先后在瑞金發布《野戰軍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動日程表》和《中革軍委關於第一野戰縱隊撤離中央蘇區的命令》，對紅軍戰略轉移的行動計劃作了具體安排。其中，《野戰軍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動日程表》具有紅軍長征的“總命令”，《中革軍委關於第一野戰縱隊撤離中央蘇區的命令》是執行這一命令的具體命令。為便於隨軍行動，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編為兩個縱隊，與紅軍主力第1、第3、第5、第8、第9軍團，8.6萬余人，共同組成戰略轉移的野戰軍。

第一野戰縱隊代號“紅星”，由中革軍委、紅軍總部和干部團組成，下轄四個梯隊。第二野戰縱隊代號“紅章”，由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機關、后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等組成。鑒於中央紅軍各部隊正分散駐扎在中央蘇區各地，從10月7日開始，中革軍委陸續向紅軍第1、第3、第9、第8軍團和中革軍委直屬機關部隊下達撤離戰場、集結補充的命令。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余人，從瑞金等地出發，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長征。1935年11月5日，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毛澤東在象鼻子灣對軍委直屬部隊說：“從江西瑞金算起，我們走了一年多時間。我們每人開動兩隻腳，走了兩萬五千裡。這是從來未有過的真正的長征。”